今天做了任性的事。
挟着研讨会的余兴,我进班没教书(有啦,其中一节教正气歌),和学生谈论起这两天的话题。
谈话中,知道他们听得不太懂,但他们总算是那么认真地听下来了,还能记下当时心里产生的疑问。这样不也很好么。
我特别欣赏其中两个疑团:
1. 什么是在地性?在地性为什么那么重要,很多学者都在谈?
2. 大山脚文学读起来和其他区域的文学有何不同?
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疑问会长出枝桠,开出鲜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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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段时间,学生找我倾谈。她被难以退散的黑暗包围着,求助于辅导老师后,在辅导老师的建议下找家人倾谈。
她和家长坦白的时候,情绪崩溃了。家长算不上理解她的情况,然而父亲哭了。
母亲问父亲:你听得懂吗?
父亲说不懂。
母亲问:那为什么哭成这样子。
父亲说:看到她这样难过,我就很伤心。
家长对她的爱,纵使不了解也选择站在她那一边的支持,是良药,给了她很大的帮助。
我听了也仿佛有点泛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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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尾在芙蓉补修一星期的课。提及某个平常话题时,老师说我有“视网膜效应”。我是有点不服气的,因为当时那个话题并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视网膜效应”的。
然而这样的评语,多少也是成立的。
当我遇到喜欢创作的学生,总是希望能和他们多谈一些,或是听他们多说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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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奇妙,因为值得写的东西有很多。
学生说她喜欢读日本的文学。我问她有哪一些。
“村上春树”——“啊,我也是”
“东野圭吾”——“啊,我也是”
“渡边淳一”——“啊,失乐园”
然后我问她:
“有看过《告白》吗?电影或小说。“”有看过电影,很沉重,不过很喜欢。“
”我也喜欢这个作者凑佳苗。“”我会留意看“
其实我还想推荐她芥川龙之介。
类似的谈话,希望在接下来的教书生涯里能遇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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