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现小说》展开反思

　　阎连科在《发现小说》中说道：“文学不可以简单提倡对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剖解。这种对抗的剖解，是意识形态的反面写作。是新的意识形态之写。”

　　换句话说，为了对抗意识形态而写的小说同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写作，意即该作品也该在自己对抗的行列里头。小说，或是文学的各种形式都可以容纳任何题材，但其最终关怀始终是人的生命与灵魂的挖掘与呈现——说的明一点，就算要呈现的是微妙及冲突的共存关系，也不能把人物简单压成肤色，在肤色构成的人物底下应要让读者看见去除肤色以后依旧能成立的人的灵魂。

　　除此以外，书的临结尾处，也有了一些让我深思的话。这里暂且不厌其烦地抄录下来。pg 167 - 168：

“文学史已经再三证明，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作家是伟大、理性并且条理清晰的批评家；也鲜有一个伟大的理论家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

如同哲学之可以深刻、丰富小说而无法指导写作一样，理论其实并不能指导一个作家的写作。理论只可以对作家说：可以尝试朝着那个方向走，那边可能会有一条新文学的路；但决不能坚定无疑地面向作家道：朝东去，翻过山你就可以把太阳摘下来。……

伟大的批评家都是非常知道作家怎样可以把作品写好的；而好的作家是永远不知道怎样才能把作品写好、写新、写出伟大的境界来。似知非知、似懂非懂，可探寻又提心吊胆，大约是一个作家写作的最好状态。……

没有一种文学理论可以指导作家写出伟大的作品来。作家只有在模糊中冒着失败之险和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有可能有所收获和意外的收获。……”

　　pg 200 - 201：

“小说不能如一栋大楼般，必须先有设计方案和规划图纸，而后才有大楼的建筑和巍峨的奇观。小说的神秘，就在于作家在没有写出作品之前，连同作家本人，也难以说清它真正、完整的起伏和样貌。……

无人管梳的荒莽，也许是文学最好的生长环境。生则生之，灭则灭之；生之所以要生，是因为必然要生；灭之所以要灭，是因为必然要灭。一部伟大小说的诞生，靠的决然不是人多势众和腿勤脚快，而是作家个人的明悟力、意志力和他的天地造化。”

　　之所以这么抄写原文，是因为自己有些关于文学／马华文学的一些思索，从这里得到了些许的印证与启发。马华文坛的前辈从十多年前开始在慨叹８字辈的不出头，到前几年又有人出来呼唤９字辈，这些除了激起少数年轻人的愤懑（大多数的80后，90后才没有理会这种事情）以外，倒也没有实际的催生效果。

　　文坛是否青黄不接从来都不是急得来的事情，只要语言文字在那个场域仍旧存在，就会有人从事文学的创作——近体诗甚至在今天变成小圈子创作都还没被完全淘汰；即便有一天近体诗真的完全被淘汰了，也仍旧有其他的文学形式会存在。写得好不好从历史的纬度来看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在文学史——甚至其他方面的历史发展中，总有某些时期是作为过渡而存在的，像是从中国文学史来说，南北朝的文学表现相较于之前的魏晋或之后的唐宋像是双峰之间的低谷，但当然它也承载了连接前后的重要作用；就欧洲美术史来说也曾经历过中古时期的黯淡。但只要有人从事这一种艺术的创作——纵使做得不好，纵使曾经中断，只要有作品能流传下去，某日必会有人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迎来辉煌的时代。

　　所以就算８字辈、９字辈没人能卓然成家（说实话我并没有觉得８字辈、９字辈多见不得人，这里只是假设），甚至没人从事文学创作也不是问题的。作品要流传下去，在鼓励年轻人创作之前先鼓励他们阅读，这是比哀叹无人创作更迫切的事情。

　　另外，马华文学这种用词，是评论者用的，创作者眼里理应只有文学：他们创作时想的应该是“怎样把作品写好”，而不是如何“表现马华文学的特质”。譬如“表现此时此地”、“反映种族关系”、“挑战国家机器”等，可以作为创作时的取材或媒介，但不能作为文学的最终目的。文学其实就是人学，创作者书写马来西亚的境况时，目光不能仅停留在马来西亚的特殊性，还需要穿透这层特殊性，抵达人的精神与灵魂的层面去探索、挖掘与叩问。

　　作为８字辈没出头的创作者一员，我确实无法去介意自己是否有份造成了马华７字辈连接至０X后（那时不能再用字辈了吧）中间的过渡／黯淡期。但客观来说写得不好也罢，我在主观层面上是不断给予自己要求和挑战的——绞尽脑汁把作品写好，而不是费尽心力引人注目，这是我秉持着的创作者的自尊与自省。